疫后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中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已知风险的“灰犀牛”，也不是一般未知风险的小概率的“黑天鹅”，而是具有深度不确定性、却可能产生类似恐龙灭绝式影响的“巨陨石”现象。在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成为百年未见的大事件。可以预计，疫情将重塑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改变世界格局，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目前看来，对新冠病毒似乎没有特效药。能够控制疫情、对感染者康复具有显效的中医药并没有被世界广泛接受，因此无法在全球发挥作用。人们期待的疫苗，即使一切顺利，至少还要12-18个月才能规模化应用，这意味着全球疫情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人类应对传染病的经验，要实现有效控制需要三个条件，即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观察此次疫情的情况，凡是认真按照这几条去做的国家和地区，都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从中国和韩国两国经验看，疫情发生初期存在短暂的机会之窗，抓住了就可能将疫情控制在局部地区，就有可能集中调动全国力量投入抗疫，就可以极大压低全国感染率、死亡率，有效控制疫情蔓延。凡是不认真落实管控措施的国家，疫情基本都失控，正在被迫陷入“群体免疫”陷阱。

所谓群体免疫，是指人类与兽类群体面临传染病时，在60-80%的个体被感染后，群体有可能获得对此种传染病的免疫能力。这是人类无力或无意应对传染病时出现的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按照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群体免疫一般规律计算，全球75亿人，假若感染率为70%即意味着感染50亿人，按照目前全球感染\死亡率6.8%计算，将可能会导致3亿多人死亡。这当然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如果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就可能会被动坠入“群体免疫陷阱”。从总体情况分析，未来的全球疫情将在有效控制和群体免疫的两极状态之间徘徊。

具体而言，全球疫情将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疫情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已经造成、并还将继续造成巨大冲击，这一冲击的力度足以重新塑造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全球化的进程。许多战略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对疫后时代的世界变化，都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新冠疫情将永远并深刻地改变世界。在我看来，疫后时代的世界格局将会发生以下十大改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起了由其主导的全球体系，其中包括关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组成的四梁八柱。近年来，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思想的驱动下，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纷纷“退群”，导致大量国际组织停摆、国际协议废止、国际间合作日趋弱化。在此次疫情中，美国先是暂停缴纳世卫组织会费，继而威胁要退出世卫组织。就像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沙克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应对疫情中没有通过领导力测试。全球目睹了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自利和拙劣的应对不善，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此前美国已表现出无力、也无意继续维持现行世界体系，疫情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单中心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就像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所判断的那样，国际权力结构可能重塑。从目前全球力量格局演变的趋势看，未来世界应不会走向无中心的失序状态，也不会呈现双中心的对垒。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应该是形成多个力量中心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多中心的局面，也最容易被世界接受。

与美式全球化体系裂解同步，世界将出现若干洲域共同体的集聚。一些地理上接近、有共同历史文化，在自然禀赋、人口资源、经济结构、科技与文化等方面能够互补、在广义安全方面愿意合作的国家将积极开展全面整合，形成“洲域共同体”。每一个共同体不是以单一因素和短期利益为缔结纽带，而是基于结构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长期合作过程不断塑造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超国家合作的“洲域共同体”将可能成为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将由此萌生。

在疫情冲击下，根据资本利润最大化原则、按照价值链等级分配利润的现行垂直分工体系，暴露了严重的安全脆弱性，遭受了致命性冲击。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寻求更安全的产业链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体系重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将出现脱旧钩挂新钩、长链变短链，链式变圈式的变化。全球将出现若干并行式产业体系构成的经济圈，形成运行更加安全、分配更加公平的产业体系，以往单一、垂直、等级式旧体系将被取代。

为了挽救疫情冲击下的美国经济，美联储采取“无限制宽松”的方式挽救美国金融市场，直接介入美国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债劵，导致美国国债的进一步提升，这实质上是在严重透支甚至是破坏美元信用。一旦美元信用丧失，美元体系就将失去全球货币的主导地位。届时多个区域主导货币将取代美元体系，为经济活动提供新的信用和满足流动性需求。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新的网络结算系统已经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更像是生命的演化，无论是顺流直下或遭遇拐点，方向的变换并不是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全球化是一种演变，此次疫情促使全球化进程的迭代发展，产生多样性全球体系对单中心全球体系的替代。而大量互联互通新技术的运用，特别是5G技术带来高数率、低延迟、节省能源、降低成本、提高系统容量和大规模设备连接的广泛应用，可以推动生产体系与生活体系连接、生产疏离化和生活疏离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鸡犬之声相闻，不必频频往来”的生存状态，全球化将有可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新冠疫情爆发，说明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侵入了其他动物的生态链。据预测，全球病毒有160万种，人类知道的不过3000种，了解的病毒就更少了。疫情的发生给世人提出了警示，人类发展要防止超越增长的极限、保持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减少对其他生物链的入侵，在发展与安全上保持均衡。维持好与其他生物的共存共生状态，这是人与自然、人与病毒的相处之道。为此，疫后将会建立跨国制度性安排，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的均衡提供保障。

疫后时代，各国各区域将从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起步，寻求全球性的共同安全保障。频发的疫情将迫使人民摒弃排他性安全观，逐步树立共同的安全观，负责任的大国更需要努力提供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各种公共安全产品。在此次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中国提出建立全球抗疫物资储备中心、转运枢纽、将疫苗作为全球抗疫的公共产品等重要举措，这是对建立全球共同安全保障体系的第一推动。

在应对此次疫情中，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华文明表现出色，成功地战胜了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新冠疫情。而欧美发达国家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总体表现不佳。这说明，在人类必将面临大量全球新挑战的情况下，保持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应对新挑战的关键。因此，各国、各地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应推进文明包容，不搞文明冲突与对抗，否则难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未来人类面对新挑战，只能走文明包容、合作应对的道路。

在新冠疫情冲击和美国放弃全球领导责任的双重打击下，世界有可能经历一段礼崩乐坏的失序过程。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再由美欧代表的西方世界主导，也不会由中国或东方、南方国家主导，而是由多文明、多中心的国家共同体，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建立多元一体的世界新秩序。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可能要先从建立区域秩序开始，再通约各区域的利益，构建起全球秩序。

以上变化，有的已经在发生、有的则是有较大概率发生的变化。当然，人类社会的变化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对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小概率事件，也要保持足够的警觉，这其中就包括中美关系的全面脱轨。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一个低点。疫情在美国爆发后，中美关系更加恶化。5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可能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导致此次中美关系紧张的直接起因，是特朗普政府为了推卸抗疫不力的责任，向中国“甩锅”。更深的背景在于，由于疫情的影响，中美双方力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美国难以接受这种局面。从目前情况看，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

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各派政客开启了反华竞赛模式。在美国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开始以对疫情污名化的方式挑起种族主义式的攻击，不断发出“甩锅”叫嚣，还一再表示要惩罚中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操弄下，美国已有两个州开始起诉中国，要求中国赔偿；18个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以“联盟信”的方式，要求国会问责中国。最近共和党泄露的选举指导方针中，把与中国对抗作为竞选的基本手段；民主党选举人也极力效仿，表示对华态度要比特朗普更加强硬。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美政治对抗会愈演愈烈。

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这其中有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考虑，也有对美国产业安全的担心。此次疫情爆发后，美国对医疗防疫、基本药品产业链对中国的严重依赖感到严重不安。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产业安全的需要，也根据前段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实践，美国智库提出与中国经济“部分脱钩”建议，主要在高科技、报告和政府信息，选择“局部脱钩”战略，从加强金融与商业管控、控制高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减少对中国生物科技和药物生产的依赖开始与中国局部脱钩。

疫情的爆发，加快、加强了中美部分脱钩的趋势。最近，美国加强了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的打压、议员提议终止中国留美学生60天签证、特朗普亲自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基金撤回与中国相关股票的投资等，凡此种种，正在全面、快速推进与中国的脱钩进程。

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是美国不计成本的战略竞争手段。对此我们不应以经济性标准去评估，不应再有“中美不应脱钩、不能脱钩、脱不了钩”的一厢情愿。要做好部分脱钩的实际准备，积极做好新形势下产业升级、产业链重构的工作。

受政客和媒体的操弄，美国许多民众接受了“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岗位”、“中国制造了病毒”、“武汉实验室泄露病毒”、“中国把病毒传染给了美国”、“中国数据造假”、“中国囤积医疗物资卖高价”等等众多谎言。

据美国皮尤公司近期调查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中有66%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有意思的是，民众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还不够，应该更加强硬一些。这种民意进一步刺激政客，要对中国更强硬才能迎合民意。美国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对中国的无理打压，也使得中国人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好感。中国媒体和外交部对美国政客指名道姓的批评与讥讽，也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赞许。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对疆等涉华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军方在南海、台海动作频频，放风要随时准备与中国开战；美国施压世界卫生组织要让台湾成为观察员；美国国务卿给台湾领导人发电报祝贺就任；特朗普说要切断与中国关系、鼓励向中国索赔等等，频频对中国进行挑衅、挑起争端。面对美国主动挑起的争端，中国只能被动反制，却无法阻止美国挑起新的挑衅，这使得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处于全面博弈之中，美国人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以冷战方式对待中国，还不断拉拢盟国共同打压、对付中国。可以说，中美已经处于冷战之中，或者说已进入一种特殊的混合战争的状态，涉及到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法律战、网络战、金融战等诸多领域。美国正根据混合战争的思想将这些领域的竞争与博弈组合起来，上升到冷战的程度，作为与中国全面竞争的基本方式。据美国战略专家研究，美国正在认真准备对中国的战争。如何守住不发生热战的底线，是两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维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关系，是我们的善良愿望和努力方向。然而，美国觉得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中国觉得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毫无道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的反向运动，造成双方间的互不信任与互不适应。疫情的冲击，导致美国经济的加速下滑，加重了美国的危机感和打压中国的紧迫性。特朗普放话要完全中止与中国的关系，其中固然有极限施压的讹诈成分，但也不排除这是其战略选项之一。以往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谁也离不开谁。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国可以容忍中国的有限发展，更愿意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在当下中美间恶语相加、怒目相向，甚至剑拔弩张的背后，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危及到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继续发展。而中国不可能放弃继续发展的权力。因此，美国继续加强打压、全力遏制中国发展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关系已开始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坏处是各过各的日子，破局造成疏离。从好处想，这或许正可为两个大国避免相撞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距离。

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美国，加速了美国的衰落，这也会诱使其“帝国衰落综合症”的严重发作。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大国博弈。中美关系走向恶化，不是因为美国换了总统。美国两党和各派精英对打压中国已经形成了共识；也不是因为中国的哪个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办了哪件惹美国不高兴的事，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霸权秩序。除非中国不发展，永远甘心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产业链底层干污染最大、消耗资源最多、最辛苦、收入最低的活。否则，中国就要准备在每一点发展、每一步前进时遭受美国的打压、付出代价。

我们必须丢掉幻想，积极斗争。首先是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对一个信奉霸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无法实现的，只能与其霸权主义和霸凌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此外，还要丢掉速胜论的幻想，因为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还很雄厚，而中国处于将强未强的阶段，美强中弱是一段时期里两国力量对比的基本格局，不要幻想在短时间里就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既要有敢于斗争的底线思维，也要有善于斗争的战术素养，还要有长期斗争的战略耐心。

（编辑  季节）